| 给爹妈送完寒衣下得山来，迈过铁道，四个哥在前，我断后。 下那道小坡的时候，阳光下，大哥、二哥稀疏的头顶有些晃眼。家族遗传的浓密黑发，到了这个年龄，也都纷纷选择弃我们而去。 凡尘俗世，每个人都有忙不完的事情，兄妹几个在十字路口匆匆告别，各自离去。 我和二哥一路，他还要在这里处理一些事情，趁这功夫，我可以四处走走。 虽是初冬，接近正午的太阳依然很暖。背着双肩包，我独自往矿区东边走，那是家的方向。 路上人不多，面孔有些生。经过鸭口村的时候，我下意识寻找那棵老槐树，那曾是许多人的记忆。参照着拐角楼的位置，我东张西望，槐树下麦场起了一排房屋，碾子、麦草垛都不见踪影，向路边的老汉打听，他颤巍巍地给我指着麦场房头那里说，那堆劈柴就是。 回忆里，我是老槐树旁经过的丫头，湿漉漉的头发散落肩上，“海鸥”洗发膏的味道散了一路，蓝色绵绸裙随风起舞，蓝色塑料凉鞋带扣坏了，带子上那朵花在脚面上摆来摆去，像极了一只蝴蝶。 鸭口村夹在矿当中，将矿区一分为二。和城市相比，矿区是微缩版的城市，各种基础设施和服务机构还算健全。在讲究户籍制度的年代，矿区是非农业户口，吃商品粮，每月领工资，相比农村而言，骨子里存在小小的优越感，但比起城市的繁华，终究是要逊色太多。矿区人的性格里就有了自卑和自信两种状态。天南地北的人汇聚在这小小地方，生活将不同的特征掰碎糅合，于是矿区人就兼有中原人的豁达和陕西人的细腻。河南味的普通话是这里的通用语言，俗称“铜川话”。在这片祥和中，鸭口村却独立存在其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婚丧嫁娶固执地沿袭本地风俗习惯，和矿区并不搭界，也不互相来往。 小时候村子还能看到牛羊，它们常在马路旁卧着，拉煤车呼啸而过，老牛见惯不怪，眼皮都不会翻一下，悠然反刍，仿佛嘴巴里咀嚼的才是整个江湖。 如今矿区凋敝了，鸭口村的人似乎也并没有受太多影响。不同的是，社区工作缺人手，村子里许多人加入社区，也有了按点上班，到点领工资的生活。
小路尽头就是家 顺着医院对面那个小坡往上走，那些隐匿的往事开始一点点抽丝剥茧，慢慢凸显。
爹去世两年后，家被夷为平地。得知消息时我正在千里之外的大漠，坐在通勤的班车上，车窗外残阳躲躲闪闪，窥探着我的眼泪。 站在这里，我有些茫然，眼前这片被蒿草占领的空地，就是家吗？ 依稀辨认出对面楼上水花姐家的位置，参照那根水泥电线杆，我做了定位，拨开衰草离披的蓬蒿，衰草中一隐匿的葵花摇曳着残留的一点明黄，我小心绕过它的花瓣往深处走。 我想找到客厅方桌下那块有补丁的水泥地板，院子里丝瓜和葡萄的小园子，还有屋后那片酸枣丛，以及我常趴在那里写作业的青石板。 爹妈从遥远的祖籍，一路讨生活，受尽人世风霜苦寒，落脚于铜川三里洞煤矿。我们习惯上把徐家沟、鸭口、东坡和一五三厂统称为东区，那里正如火如荼建设中。1966年，随着一声令下，很多人从三里洞、桃园矿、史家河等各个矿奔赴建设中的徐家沟矿，从此在这里扎下根。父亲便是其中一个。 听大哥讲，那时从三里洞往徐家沟去，没有汽车，从马车店雇了辆马车。车上那么狭窄的地方都没有装满，两三个木箱子，几床被褥而已，母亲于是把那个“泥巴炉”也搬上了马车。 由于没有砖砌炉灶，那个炉子是爹妈用泥巴一点点垒成的，炉体被抹得溜光，爹妈和四个哥哥就在这泥巴炉上煨的汤水中艰难度日。 刚到徐家沟的时候，父母和哥哥们在一号楼那里搭着窝棚将就过活。后来利用下班时间，父亲和几位同事找了这块地方，平整了坡地，盖了房子。最早是土墙，就是圆木之间填上土，用石锤夯实，房顶是毛毡苫着，名副其实的茅草屋，圈了院墙，就成了一个家。一间半房子，就是全家六口人的栖身地。后来隔壁风民哥家搬走，爹妈买下了他们的房子，拆除了两家中间的围墙，地方变得稍微宽绰了些。 我和妹妹在这个院子里出生长大，日子艰难也充满了希望。
再后来，用麦草和泥，用泥叉一点点垛起来，换掉了土墙。再往后，用捡回来的半截砖一点点替代了泥巴墙，直至最后用全砖取代了半截砖，房子被翻修了几次。院子里土路换成砖地，最后换成水泥地，近五十年的时间，在这个院子里，爹妈的年华都给了他们的孩子，给了矿区。含辛茹苦养育了六个儿女，我们在这里长大成人，相继飞了出去。 这些年到过很多地方，我知道，那些地方，那些住过的屋子，都不是家，只是身体的栖息地而已，仿若旅馆。二者，在时间和空间中反复交错却不能重叠。 那狭窄川道里小小的院落，厨房顶有几块青瓦残破，用毛毡苫着，院子的墙砖用掺着麦草和成的黄泥糊着，有些剥落，青石板拙朴粗粝，泛着清辉。高高的煤炉子上，那块鏊子扣在用兰炭封着火的灶口上，蓝色的火苗在兰炭缝隙中探头探脑。对开的院门历经了岁月，红漆斑驳，门轴有些腐烂，门环黯淡。尽管陋巷菜羹，仍然是魂牵梦萦所在。 爹妈在，家就在。即使爹妈故去，只要小院在，家依然在，心灵有皈依。如今，那些承载了光阴痕迹的岁月，仿佛臆梦，找不到印证，记忆被岁月席卷而去，荡然无存。那些年少时曾想逃离的日子，那些成人后我曾祈祷永生不灭的日子，不知被风吹到哪里。 再往前走，大概是运清哥家门口位置，初冬的阳光下，荒草间有一蓬野菊花开得用力、蓬勃。 高大壮实的嫂子性格大大咧咧，麻利、爽快，和贝贝奶奶常来我家陪爹打麻将，几个岁数加起来两百多的人，打起麻将来和小孩一样常争得面红耳赤，却乐此不疲。 听闻运清哥和嫂子都已故去，那些叽叽喳喳的笑声，也被时间的霜刀剌得粉碎。我耳边至今还回响着嫂子经常说的那句话“多将（放）油多将（放）姜，不将（放）葱花饭不香”。 沿着小路上了铁道，铁轨锈迹斑斑。那些吭哧吭哧的庞然大物钻进了哪个山洞，躲着不肯出来。 矿区衰落老去，大部分人都离开这里，外出讨生活。铁道边居住的人，都搬到临街楼房里，铁道边的房子，如今都没有人住了，目及所处，残破、荒芜。曾经火热喧嚣的铁道，竟老成这般模样。 记忆里还保留着十七岁之前关于这里的很多东西，铁道边住的老范家，是学中医的，自学成才，喜欢钻研。紧挨着的是老蔡家，大眼睛的花花妹妹，在我眼中有些叛逆、特立独行。姜建钟是一个不爱说话的男孩子，和他父亲的絮叨不一样。紧挨着的是一条小路，狭窄蜿蜒，通往山上。中间坡坡上是习叔家，父亲喜欢在这里打扑克，到了饭点还不回来，常惹得妈不开心，我便得令去寻他。再往上就到了有良家，他有一双花大花大的眼睛，我和他有点疏离，心里有些怯怯的。“假女子”二平是陕北人，腼腆、爱笑，有两颗小虎牙，才搬来时脸上的“红二团”很惹眼。铁道边窄窄的空地上，我们一般大的孩子在这里跳皮筋、踢沙包、跳马、铁轨上走猫步。记忆还未老去，可，这里的人们都去了哪里？
铁道锈迹斑斑 战平家门口我们经常玩泥巴的枕木，还很坚实，野草在道边的水渠和台阶上挤挤挨挨，有些泛黄，但仍旧招摇。有一扇朱红色铁皮门紧锁着，记不清主人是谁了。院子里叫不上名字的那棵树，宽大的叶子青绿，枝繁叶茂，在万物凋敝的初冬很是醒目。枝蔓越过高高的院墙伸了出来，想必是思念主人了，而院子的主人，不知道回来探望过它没有。 长长的铁轨，两边望不见头。站在铁道上，我形只影单，仿佛高压电线上站立的一只麻雀，寂寞、无助。那些跳皮筋、踢沙包的孩子，抖落在记忆里的欢笑如火车般急速后退，留我一人，站在记忆这头回首、眺望。 顺着铁道往西走，那座基督教堂依然是矿上最瞩目的建筑。沿着铁道边建起，青石砌起一人高，上接红砖，拱形的门楣上红色的“永生之门”醒目庄重，大门两边墙上写有“爱国爱教，荣神益人”八个字，高耸的十字架彰显着某种温暖的力量。 人，是要有信仰支撑的，那样日子就活色生香，有奔头。教堂无疑是其中一种。 东区几个矿和十里八乡的信徒，老头老太太居多。逢礼拜天，就不辞辛苦风尘仆仆赶到教堂，向主诉说他们的虔诚和期盼。圣诞节，矿区有多少孩子跟着过礼拜的老人在这里蹭过烩菜，凑过热闹？听大哥说矿区虽然已经衰落，教堂没有了鼎盛时期那些喧闹，但信徒依然络绎不绝，红色的十字架依旧擎在荒芜的时间里，召唤教徒前来招领遗落的忏悔。 今天不是礼拜天，但教堂里仍传来风琴。我寻声拾阶而上，大门虚掩着，走进去，记忆一下子从时光深处走出，恍如隔世般，熟悉又陌生。格局没变，建筑物已重新翻修过，旧貌换了新颜。走进二门，里面有几位上了岁数的姐姐在唱诗，一排排红色的长桌长条凳整齐排列，条凳上铺着厚厚的棉垫子，弹琴的姐姐神情专注。窗子是拱形的，台子中央是拱形的门楣，“以马内利”四个金色的字环绕着红色的十字架，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
信仰早已渗透在信徒的灵魂里，矿山即使老去，希冀永远鲜活。 也许，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教堂，可以是虚拟或者具象的物体，能接受忏悔，容纳卑微，安抚灵魂。 二十多年前，冒着漫天雪花，我曾跑去教堂，挤在最后一排凑热闹，跟着大伙唱诗，那无关信仰，是丰盈的青春展翅前的迷茫和宣泄。出了教堂，站在冰冷的铁轨上，飞舞的雪花掩盖着心里的不安定，洇湿的头发有光亮在暗夜里闪烁，那个热泪盈眶的少年，去了哪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