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出生在山东农村一户普通人家，家里一共七个孩子。母亲是家中唯一一个没有被缠足的女孩，这在当时社会环境下的山东农村已经算是比较罕见的了。

小时候我见过四姨的缠足，厚厚的裹脚布一层层解开后，是从第二根脚趾连带脚掌向内折断后紧扣在脚底的形状。犹记得初见时我愕然的表情和四姨那不以为意的神情，当时好奇的我尚不算懂事，还蹲下问四姨“疼不？”四姨说：“现在不疼了，当时能疼死人，给你妈缠足的时候，你妈跑了，再后来就不缠足了。”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母亲之所以没有缠足不是因为家里没给缠，而是因为母亲的反抗。

外祖父是村里的唯一的私塾先生，可是七个子女中只有舅舅一个人跟着外祖父读过书，但也只是完小毕业，剩下的六个孩子都不识字。我也曾经问过母亲，既然外祖父是老师，为啥她会不认字？母亲说，那么多孩子吃饭都顾不过来，早早都打发到地里帮着干活了，哪有时间认字。我一直不能明白母亲说的没有时间学习，只到自己慢慢长大了解了那段历史，才理解母亲那一代所经历的不幸。

小时候我最喜欢听母亲讲她童年的故事，因为对于我来说那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母亲说有一次八路军在黄庄攻打鬼子据点，人数众多的八路军战士把整个黄庄据点都围了起来，连庄外坟地里都趴满了拿枪的战士。有胆大的乡亲跑去看热闹，远远地就被拦下撵了回来。母亲说枪声响了一夜，担架队抬下来大批的八路军伤员。战后村子里还把一名八路军伤员秘密转托给外祖父照顾。伤员被外祖父藏在家中的地窖里养伤，这期间母亲瘦弱娇小的身躯便承担起了送饭的任务，直到伤员伤愈归队。

出嫁后的母亲随着父亲前往黑龙江，在一家单位干临时工。母亲说有一年东北忽然涌进来很多逃荒的人，那些人什么生活必需品都没有，就这样莽莽撞撞的闯进了广袤的东北大地。没有到过东北的人是不会知道东北的冬天有多冷，更何况是号称最冷的黑龙江。为了能让那些初来乍到的人平安渡过这个寒冷的冬天，单位临时招募人员加班制作过冬棉衣，一捆捆的棉布，一包包的棉花被紧急调运来，没有什么款式也不再讲究什么样式，宽大、厚实、结实是唯一的要求。为了让那些在凌冽的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的人们能够尽早穿上棉衣棉裤，母亲和其她几名招募来的妇女开始没日没夜紧张而又忙碌的制作棉衣，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母亲学会了使用缝纫机。做好的棉衣棉裤根本等不及入库就被迅速下发到个人手中，看着那些穿上的棉服后喜出望外的人们，母亲所有的劳累在那一刻都烟消云散。后来母亲又跟随父亲的工作单位来到铜川，在北关的一家大集体单位参加了工作。在当时的国情下，市场上商品比较单一，尤其食品行业更是属于紧俏商品。每天来厂里拉货的人排成长队，工人三班倒不停歇的工作也供应不上销售，那时的市场还是属于卖方市场，只要生产出来就不愁卖。母亲当时是车间的一名班长，领着一群刚进厂的小姑娘每天紧张而又忙碌的工作着。记得有一次，母亲回来说，有个自由恋爱的姑娘，父母不同意她谈的对象，到单位宿舍把她的铺盖都卷走了，大冬天的姑娘没有任何东西盖，在宿舍哭的呜呜的。母亲就从家里给她拿了被子、褥子送到宿舍，又利用休班时间多次去同那姑娘的父母谈心，终于帮姑娘的父母解开了疙瘩，同意了一对年轻人的婚事。那时候的母亲在车间不但是姑娘们的班长，更像她们的妈妈一样，关心照顾着那些离家在外的姑娘们。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母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记得小时候，有次母亲下班回来兴奋的同我们说，厂里领导跟她谈话，要发展她入党，但是党员身份需要保密不能公开。可是母亲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入党申请书最起码是要亲笔签名的。那时已经上学的我立刻自告奋勇教母亲写自己的名字，其后的几天大概是我人生中最得意的日子。好为人师的我，一遍遍埋怨母亲的笨拙，同时又不忘不时地展露一下自己的聪明博学。母亲仅用了三天时间就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虽然作为老师的我对自己唯一的学生写出来的字尚不满意，但也不得不终止了这次短暂的授业。

入党之后的母亲工作更加勤奋，经常主动顶班帮助青年工人，但是母亲从来没有要求过任何报酬。那时候的我还很小，因为经常见不到母亲，就会在家里哭闹，我理解不了为什么妈妈成了党员，我见到她的时间却更少了。多年后当我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才深深地体会到共产党员的真正含义。那是一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一心为了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母亲所带领的班组连续多年被评为优秀班组，她自己也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组织几次同母亲谈话，想要提拔她到领导岗位工作，但是母亲都以自己没有文化不适宜领导工作为由，把机会让给了年青人。

母亲虽然只是一名从农村出来的没有什么文化的普通人，但是她以自己的淳朴、善良、正直、无私赢得了身边人的尊敬，深深影响着我的一生。